摘要
由于人类和气候的变化，长江口浮游植物群落受到强烈的物理和化学胁迫。我们获得了年至年夏季浮游植物群落的历史数据，以探索对长期环境变化的反应。由于持续的河流负荷，氮（N）和磷（P）的浓度和比率（N/P和N/Si）增加，但硅（Si）水平保持不变。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的引水和取水（沉积物滞留）导致了一系列物理变化，包括温度升高、浊度降低和河流羽流收缩。这些变化导致微藻生物量（细胞密度和叶绿素a）急剧增加，硅藻-甲藻比例下降，并加剧了有害的藻华。在过去，主要的网捕物种通常是形成链的硅藻；
然而，最近，大型甲藻和丝状蓝藻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来自水样（由小型甲藻共同主导）的信息不一致，因为使用76μm的网收集的孤立物种减少了。在全球变暖和水文变化导致的温暖水域中，优势物种从温带-亚热带/超低温向亚热带-热带/超低温转移。由于黑潮输送和台湾暖流向北的增加以及长江稀释水的减少，广盐度/高盐度物种的优势也有所增加。浮游植物群落的所有这些变化似乎与人类活动的增加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1.简介
海洋浮游植物是全球初级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海洋学家对其群落结构进行了仔细监测，因为它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至关重要（Haysetal.，）。在过去50年中，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促进了沿海和河口水域的富营养化，尽管营养物质和其他生物元素大量涌入（Andersonetal.，，Lietal.，a）。大量文献（Andersonetal.，，Haysetal.，，Zhouetal.，）表明，由于人为富营养化和气候变化，世界各地微藻群落组成[如生物量增加、硅藻-甲藻比例改变和频繁的有害藻华（HABs）]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沿海水域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Hays等人，年）。
大型河流的三角洲前缘河口是大陆和海洋之间的重要界面。它们经历了对海洋生物地球化学产生全球影响的物质通量，并保存了自然和人为环境变化的记录（Bianchi和Allison，）。长江口是北太平洋西部东海最重要的河口之一，受到强烈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聚集导致进入CE的养分（N和P）通量急剧增加（Lietal.，a，Chaietal.，，Jiangetal.，，Daietal.，，Gaoetal.，），并最终导致养分过度富集和比例（N/P和Si/N）变化。这种压力在频率、范围、持久性和破坏能力方面加剧了赤潮，尤其是在温暖的月份（Zhouetal.，，Wang和Wu，，Liuetal.，）。
由于大规模调水和抽水（例如座大坝），包括年三峡大坝蓄水，最近径流和泥沙的急剧减少（Daietal.，，Yangetal.。，，Wangetal.，b），以及CE的水文变化（例如混合层深度和环流模式）（Leeetal.，，Yanetal，可能严重影响微藻的组成、分布和HAB的发生（Chenetal.，，Gongetal.，，Jiaoetal.，，Milleretal.，，Roelke和Pierce，）。
全球变暖导致ECS的海面温度（SST）上升（Tangetal.，，Wangetal.，a），尤其是CE（Belkin，）。北太平洋西部的气候强迫、异常/极端天气（Chan和Liu，）和气候波动通过海洋-大气相互作用影响了东亚季风（Kimoto，）、河流羽流延伸、海洋环流路径和强度（Kimoto，，Sakamotoetal.，）和垂直分层（Doneyetal.，），并导致ECS的物理环境发生明显变化（Belkin，，Tang等人，）。这些变化导致了不同的环流和水团，包括长江稀释水（CDW）、台湾暖流（TWC）、海岸流和黑潮。浮游植物对这种干扰特别敏感（Hays等人，年）。
在全球/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增加的情况下，CE中的浮游植物受到强烈的物理化学胁迫，其与环境变化相关的群落变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