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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走了
——策兰之死
年4月20日，也就是逾越节（犹太教的节日，持续8天）的一天，一位年近五十的男子飞身从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波桥上跃入水中。5月1日，一位渔民在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他的一跃完成了他的死亡赋格曲。他就是诗人保罗·策兰。出门前，策兰在记事本上写下：“保罗-/走了”。书桌上是《荷尔德林传》，在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他划下了一段话：“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
在此之前，他致力于探讨死亡的秘密，在他所有的诗篇中，给予世界巨大声响并留下回声的就是他的死亡赋格曲。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完成他的诗篇。正如他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致辞时引用的一句话：“死亡作为自我解放到来了。”他的死亡，他的诗篇为人类孱弱的精神存在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
米拉波桥头的一块铜铭上，刻着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诗句，因为诗人有一首最凄婉的哀歌就叫《米波拉桥》，诗中这样写道：“时光永逝/如伊人不再/米波拉桥下，淌着塞纳河”。早在年，策兰在一首诗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他还在一首名为《带着一本来自塔鲁莎的书》诗中预言般地写道：从这座/桥墩，从这儿/纵身跃入/生命，他已学会/用伤口飞翔，——从/米拉波桥。策兰一生，就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宿命构成的，而米波拉桥正是这些宿命中的一个。
对于诗人而言，生命的历史注定无法逾越年。这一年的3月22日，他参观了与他有诗歌“血缘关系”的诗人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德国图宾根，并买了一张明星片寄给他的朋友，上面印有荷尔德林生活的塔楼的照片，他在明星片只写了一个单词：立住，意思是站稳、坚持下去。而在此之前，诗人奈莉·萨克斯称策兰是“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3月底，一位朋友要带他去见塞缪尔·贝克特，他在最后一刻拒绝了。在当时，贝克特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在精神层面上与他相近的人了。随后，他又悲哀地说：“在这里，此人也许是我谈得来的唯一一位了。”因为贝克特与策兰有相似的文学方式，他的一生工作就是面对死亡，以絮叨的方式进行抵抗，直至落入无言与沉默。
这一年的3、4月间，他在阅读卡夫卡的谈话录，卡夫卡“诗歌即病”的话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在精神上，他无条件地陷入卡夫卡小说《猎人格拉古斯》和《乡村医生》的世界。身为犹太人的策兰还在诗中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作为他一首诗的题记。4月12日，他对人说，他在大学作的卡夫卡讲座效果不错，他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一句话——只有等我有能力将这个世界带入纯净、真实与永恒之境才会有幸福可言。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策兰写了他的最后一首诗（据目前资料可查证的范围），就是《时间山园》的最后一首：《葡萄人家》，他在诗中写道：那些敞开者/眼睛后面带着石头/它认得你/在这安息日。这首诗几乎以圣经文风完成，“在诗中每一句诗都对应或毁灭或重生的力量”（见约翰·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诗人一直等待着的最严重的黑暗时刻似乎就要降临了，像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一样。
在有限的一生中，保罗·策兰的经历几乎成为人类苦难的缩影。他是一个无国籍（或者说国籍不明）的人：他的出生地故乡布科维纳年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年复并入乌克兰。就精神层面而言，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是经历纳粹劳动营并侥幸活下来的少数人：年，作为犹太人，策兰被纳粹强征做苦力，他的父亲则因强迫劳动和伤寒命断集中营，他挚爱的母亲则被纳粹枪杀。他是一名逃亡者：年，他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随后逃往巴黎。他在《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我走了多少弯路！然而，有弯路吗？”
作为德语诗人，他深陷荒谬的自身存在之中。德语是他的“母语”。奥斯维辛之后，不可抗拒的宿命落到了他和写作语言的关系之中，他必须要用他称之为“刽子手的语言”来写作。年2月，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告诉您，一个犹太人用德语写诗是多么的沉重。我的诗发表后，也会传到德国——允许我跟您讲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那只打开我的书的手，也许曾经与杀害我母亲的刽子手握过手……但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用德语写诗。”
2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策兰和《死亡赋格》
《死亡赋格》是策兰发表的第一首诗歌。这是他的起点，死亡从此就成了他人生的标记，诗歌最为刺眼的铭牌。死亡宿命般地成为策兰最基本、最黑暗的主题。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诗歌的声部总是趋向于死亡的，正如他在《子午线》中说的那样：他的诗歌，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同样也可以看作他与死亡之间的对话。
年，这首诗首次以罗马尼亚译文发表。策兰在后来的诗集中标为“布加勒斯特，45”。即是作于年。更合理的状况是，这首诗应该作于更早的年，策兰通过不断的修改，年5月才正式定稿。据策兰的朋友基特纳回忆，那是在年春季的末尾，“肯定不是在那之后很久的事情。一天清晨，保罗在位于赛本伯格街的切尔诺维兹大主教教堂的铁栏杆外，他把不久前刚刚写好的《死亡赋格》念给我听。”
它广泛了汲取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著名的策兰专家费尔斯坦纳认为它甚至不完全是策兰的产物，诗中多处借用了他在故乡布科维纳诗友的漂亮句子，甚至包括最著名的“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我无从考证他的论断是否有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诗也只有在《死亡赋格》里，才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在别处它是矿石，只有经过神奇的策兰之手，它才成为钻石。年底，德国的出版商出版了策兰的《罂粟与回忆》，其中包括《死亡赋格》。该诗一经发表，其影响直接而广泛，震撼了战后精神贫瘠的德国文学界。这件作品在公共领域不停地发酵，它的公众意义逐步显现。一时间，《死亡赋格》被喻为战后欧洲的“格尔尼卡”，堪比绘画领域内毕加索的同名作品。（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机轰炸了格尔尼卡镇，该事件激发毕加索创作出最负盛名的画作《格尔尼卡》。）某种意义上，《死亡赋格》“成为历史代言人，它自身已经成为传记对象”（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称：“（他）写了一首抒情诗，其内容远远超出个人痛苦，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这一诗歌类型的基准。”库切恳切地断称“《死亡赋格》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诗歌之一”。它为诗人带来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同时也带来了对于策兰深深的误解。随后，策兰在西德广受欢迎并总是受到热情款待。
《死亡赋格》之所以广受大众